「Clubhouse」背後的口頭文化興起


「Clubhouse」的火熱不必說,這款App 雖然3 月份安裝量驟降70% 以上,但依然沒擋住它的估值從10 億美金漲到了40 億美金。這款擁有“會客廳”和“客廳”2 種交流模式的音頻社交App 背後,卻鮮少有人思考它背後的文化轉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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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,除了應用本身,這還是口頭文化重新進入公共領域的最新突破。 「Clubhouse」打開了一扇通往口頭文化的大門,這不只因為「Clubhouse」是語音的,不支持文字,就像「Twitter」雖然是文字形式,但它主要是由口頭語言主導的,特別是早期(稍後會詳細解說)。不過「Clubhouse」容易轉向播客模式(兩個演講者和大量聽眾),播客雖然是口頭的,但實際上是書面或印刷文化。

在此,我將引用我10 年前為回應《紐約日報》執行主編Bill Keller 對Twitter 的強烈不滿,所寫的一篇文章來說明一二。

以下是比爾·凱勒(Bill Keller)所寫的、他稱為“ Twitter 陷阱”的一些摘錄: (我調整了順序,以突出重點):

“社交媒體上的交流是短暫的,因此我更加不信任它。用我母親的話說,左耳進右耳出相當於沒聯繫上…

去看社交媒體上的對話,往往是多餘的。推特上的爭論就像學齡前兒童在吵架: 你做了!我沒有!你也做了!我沒有! …

現實的討論是複雜的,要積累編組信息,有時會互相說服。而在推特上的討論中,我們自己的觀點受限,對他人觀點的容忍度也很低。推特確實讓一些聰明人看起來變蠢了…

如果我不是懷疑Facebook 上的關係搭建和Twitter 上的聊天正在取代真正的關係與交談,那麼我也不會那麼苦惱於社交媒體的缺點。就像古登堡(Gutenberg)的印刷設備取代了記憶一樣,推特可能讓我們遺忘——複雜性、敏銳度、耐心、智慧、親密度——這些才是重要的…

然後出現了他那個時代的約翰內斯·谷登堡(Johannes Gutenberg)——馬克·扎克伯格(Mark Zuckerberg)。 ”

凱勒似乎是在抱怨,但實際上,他混亂了歷史上發生的和他所抱怨的事。 “我們不再記得事情了”是對識字率提高的唱衰。識字率的提高並沒有讓記憶變差了,而是讓人不再那麼依賴特定的記憶。如果真如凱勒所說,那麼有了印刷術以來,受教育人數就不會大幅增加了。現在需要記住的東西更多了,而不是更少了。

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,我們使用特定的技巧來記憶和傳遞知識,這反過來極大地影響了我們能夠知道和學習的東西,以及我們進步的程度。從口頭到識字的轉變改變了我們的認識論和文化。換句話說,印刷機不僅僅讓記錄文字變得簡便,它轉化了所有依託於詞語的東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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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是我當時寫的內容:

「在文字取代記憶價值的同時,還有較少被提及的一點——文字和書面的語言取代了人類自然的、本能的口語。我們大多數人都沉浸在這種新的形式中,其實,文字只是人類歷史上閃過的一個光點。而口頭表達也許才是我們最具有人性的特徵,諷刺的是,凱勒在擔心我們失去人性的同時,也在哀嘆口語重返公共領域。他似乎真正的意思是,隨著寫作和印刷的出現,我們獲得了這些新的認知工具。現在它們受到了社交媒體的威脅,社交媒體又退回了舊形式——口頭表達。當然,口頭形式從未消失,只是一度在公眾的視野中消退了。 」

在這裡,我將藉鑑沃爾特· 翁等人的學術研究,他們將口頭社會與書面語主導的社會區分開來——歐洲和美國完全被書面文化主導,儘管口頭文化也在,畢竟口語是人性的一部分,所有的人類社會也都有口頭文化。另外提一下,原始的口頭文化是不受書面語影響的,而其他的口頭文化由書面文化主導,甚至支配著我們說話的方式。

口頭的世界是短暫的,只存在於時間中,主要通過人際關係支撐,僅靠記憶生存,它不是最終品,它的目的是對話和用令人難忘的方式記憶知識,這往往意味著它們是尖刻的,詼諧的,有節奏和押韻的。所以在口頭文化中,對話式的的語言風格佔據了主導地位(它有助於記憶) ,你來我往的,而不用複雜的從句。它強調少一些分析性,多一些集合性、附加性。 (就像荷馬的《奧德賽》一樣,實際上是一部後來被寫下來的口頭作品)。口頭形態基於人際關係,更具對抗性和參與性。我強烈建議讀一讀沃爾特· 翁的《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:詞語的技術化》。

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的差異也能解釋,為什麼有的電影台詞聽起來非常生硬,書面文本看起來如此滑稽。那些糟糕的劇本作者被困在書面英語中。口語與書面語有關但又不同,不僅在短語和語法上,還在情緒、效果和節奏上。

那麼社交媒體與口頭文化有什麼關係呢? Andy Carvin(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產品經理)經常說他的Twitter 報導是對口語歷史的一種保存,我認為他說的很對。這種區別在英語推特中可能有點難以觀察,因為英語已經被書面語徹底“殖民化”了。但每當我瀏覽土耳其區的推特時,我注意到上面的表達很多只存在於土耳其口語中,幾乎從未出現在書面文化中。我想這種區別在非英語的社會中可能更明顯,這使得用英語解釋這個問題更加困難。儘管我認為所謂的“黑人標籤”非常適合口頭文化,它可能反映了一個事實——因為他們在這個國家的歷史,導致非裔美國人更沉浸於口頭文化。法哈德·曼朱(Farhad Manjoo)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,他得出的結論是,這些詼諧、尖刻、你來我往的口頭表達之所以在這個群體流行,是因為Twitter 上的非裔美國人往往處於更密集、相互關聯的網絡中(可以說是小圈子網絡)。這些“黑人標籤”具有強烈的交際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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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是,一直以來由書面文化主導的公共領域,對口頭形態更加開放了。這讓知識分子很難接受,因為他們把操控書面形式的能力,作為社會地位的標誌。此外,電視也扮演著相對次要的書面角色。

對於那些深深沉浸在印刷和書面文化中的人來說——就像大多數學者和記者一樣,書面文化是他們的水,是一種思考、認識和掌握權力的方式。

一些口述形式(比如新聞主播那種)實際上也是印刷文化的產物。沒人會像他們那樣說話,大多數電視主持人做的只是把寫作讀出來,那不是口頭形態的東西。反之很多被稱為“黑人推特”的內容卻是口頭文化。但他們寫的口頭的東西經常被忽視,這與我們社會中的權力機制相關。但無論怎麼定義,那肯定不是無智的。恰恰相反,它是一種深厚的知識和文化,只不過不是書面的形式。

以下是我後來寫的內容:

“寫作,尤其是長篇寫作,在思維形態上不同於說話,話語形式也不一樣。正如尼爾·波茲曼所說,寫作以及文字和印刷術的傳播創造了一種文化,在這種文化中,人們可以長時間對某種思想辯論,產生批判思維。正如波茲曼在《娛樂至死》中寫道: “所有成熟話語的特徵,都被偏愛闡釋的印刷術發明廣大:富有邏輯的複雜思維、高度的理性和秩序、對於自相矛盾的憎惡、超常的冷靜和客觀以及等待受眾反應的耐心。 ”

換句話說,口頭文化並不適合積累知識和認識世界。這也是當前局勢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。由於技術的發展,口頭形態有了大規模的突破,但我們正試圖通過只適合印刷/書面文化的規章制度來管理它們,這樣是走不通的。 ”

最後是應該放“解決方案”的段落,但顯然,沒有適合的“解決方案”。但是,開始更細緻地談論印刷文化的轉變,無疑是必要的一步。